某省一中部县城的商业主街、居民区与商业区交界处，曾有一家面积达170平方米的量贩零食门店。90后青年王某在2023年初被企业裁员后，从一线城市回到老家开设了这家店，这也是该县城的第一家量贩零食店。
开业第一个月，王某的门店客单价远超周边的传统便利店和商超，消费者单次消费40-50元成为常态，甚至出现单次消费100-200元的情况。由于客流量巨大，这家仅需几名员工维持运转的门店，在当地创造了5名理货员的就业岗位，且不到一年就收回了70多万元的初期投资成本。
然而，这种高增长并未持续。2023年底，在这条街方圆2公里范围内，迅速新增了3家不同品牌的量贩零食店。伴随新店开业的是无休止的价格折扣与市场份额争夺，2024年春节本是零食销售旺季，王某的门店利润却出现明显下滑。最终，在市场极度饱和与利润率被严重压缩的双重压力下，王某于2024年上半年无奈将门店转让。
王某的经历并非个例。过去3年，大量量贩零食企业依托资本支持或极低毛利的定价策略，在全国县域市场掀起大规模门店扩张浪潮。几家员工就能运营的单家量贩零食门店，凭借背后超20000家门店的规模采购优势，彻底改写了传统快消品零售的定价体系，导致无数传统批发商与个体零售户（夫妻老婆店）被迫退出市场。
2026年3月底，鸣鸣很忙发布2025年财报，宣告其正式“跑通”万店财务模型。然而，超过660亿元的营业收入、极度依赖加盟商进货的收入结构，都在预示着量贩零食赛道的底层逻辑正暴露出难以忽视的渠道隐患。这种建立在压缩供应链利润、转嫁经营风险基础上的扩张，已然触及了意料之外的边界。
瓦解与退出：传统零售体系的崩塌
在量贩零食业态进入之前，中国县域市场的快消零售体系主要由本土中小型商超和分布密集的个体便利店构成，这些零售终端的商品定价体系相对稳定——例如，知名品牌的饼干和糕点散称价格通常维持在每斤20至30元的区间。
量贩零食店切入市场的核心策略，就是建立绝对的价格优势。门店通过直接对接生产厂商，剥离了传统商超系统中的进场费、条码费和陈列费，终端售价平均比传统线下超市同类产品低20%至25%；在部分品牌竞争激烈的区域，门店为争夺客流甚至会推出接近5折的极端折扣促销活动。
这种悬殊的价格差异，导致消费者购买渠道迅速转移。在县城主商业街上，密集分布着不同招牌的零食量贩店，单店SKU（库存量单位）通常超过1000个，且以小克重、独立包装为主，允许消费者混搭称重，进一步吸引了追求高性价比的消费者。
面对客流的断崖式下跌，传统本土商超和个体便利店的应对空间极为有限。传统超市试图通过缩减零食陈列面积、增加日用百货和生鲜产品比重调整业务，但休闲零食作为高频引流品类和高毛利品类，其销售额流失直接导致商超整体坪效恶化；而抗风险能力更弱的个体经营者，在商品丰富度和采购成本上完全无法与量贩零食店抗衡，大量传统小卖部最终只能结业转行或彻底退出市场。
传统零食供应链包含全国总代理、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及县级分销商等多个层级，每个流通节点都需留存一定利润空间，以覆盖仓储、物流、人员及资金周转成本，这些层层叠加的成本最终体现在终端零售价格上。而鸣鸣很忙等量贩零售企业采用“工厂直连门店”的采购模式，直接与全国超过2500家食品生产企业合作，商品从工厂出库后直接进入企业全国布局的数十个仓配中心，再配送至终端门店——这种模式实质上是对传统多级经销体系的物理性跨越。
截至2025年底，鸣鸣很忙全国门店总数达到21948家。庞大的门店基数赋予企业对上游制造工厂极强的议价权，通过集中采购和联合工厂开发定制化产品，企业获得了极低的进货成本。这种采购模式直接导致一个荒诞的现状：传统县级经销商从上一级代理商处获取的批发进货价格，往往高于量贩零食店面向消费者的终端零售价格。
在这种价格倒挂的常态下，县级经销商不仅丧失了价格竞争力，还面临着下游传统零售客户大量倒闭带来的订单流失。利润空间的消失与库存积压的增加，最终迫使大批县级批发经销商终止业务，传统供应链体系彻底被打乱。
失衡的B面：高营收背后的隐忧
2025年，量贩零食行业的双寡头鸣鸣很忙与万辰集团均发布了体量庞大的财务数据。但深入挖掘财务报表不难发现，高营收背后是极低的利润率和极端单一的收入结构。
根据鸣鸣很忙2025年度业绩公告，其全年门店商品交易总额（GMV）为935.69亿元，实现营业收入661.70亿元，同比增长68.2%；净利润为23.29亿元，经调整净利润为26.92亿元。而万辰集团2025年财报显示，其量贩零食业务营业收入达到508.57亿元，加回计提的股份支付费用后的净利润为25.33亿元。值得注意的是，万辰集团2025年全年营业总收入已达514.59亿元，资产合计100.47亿元，但其盈利结构仍高度依赖量贩零食的批发供货业务。
表面上看，百亿级别的营业收入和高增长率彰显了强劲的商业扩张能力，但深入分析利润率指标，量贩零食模式的低毛利特征十分明显。2025年，鸣鸣很忙的毛利率仅为9.8%，万辰集团量贩零食业务的毛利率为12.32%，净利率仅4.98%——相比传统线下实体超市通常15%至20%的毛利率，量贩零食企业的利润空间极为狭窄。
更为核心的问题在于收入结构的极端单一。鸣鸣很忙的财务数据显示，其21948家门店中，自营门店占比仅0.1%，其余均为加盟店；公司整体收入中，向加盟商销售商品产生的批发供货收入占比高达99.2%。万辰集团的情况类似，其量贩零食业务营收中，批发供货收入占比同样超过97%。
不难看出，量贩零食集团的本质的是一家面向加盟商的大型批发商。集团层面的营业收入在商品从总仓发往加盟商门店仓库时即已确认，而非在消费者最终购买时确认——这种模式将终端销售的不确定性、库存积压风险、门店租金及人员运营成本，全部转移给了加盟商。而集团的业绩增长，直接取决于能否持续吸引新加盟商开店，以及加盟商能否持续进货。
加盟商的“苦”：高投入背后的生存困境
事实上，从开店之初，加盟商就需承担巨大的资金压力。以某省县城的加盟商李某为例，根据品牌方规定，门店门头宽度需达到12米，面积需达150平方米，且必须选址在单日人流量大于5万人的核心商圈。即便不计算高昂的商铺转让费和长期租金，仅加盟费、装修成本及首批进货费用，前期投资就高达55万至60万元。
其中，首批进货成本占用大量资金。品牌方通常要求首次进货量达到18万至25万元，门店开业后，品牌方提供的SKU清单高达数千个，但实际经营中，热销单品往往高度集中（如低价矿泉水、知名品牌饮料等），大量长尾商品销售缓慢，导致加盟商面临严重的库存积压和资金难以盘活的问题。李某在开店近一年后发现，自己在备货上占用的资金越来越多，资金周转率持续下降，经营压力日益沉重。
更严峻的是，加盟商不仅要面对库存和资金压力，还要承受同类门店的“内卷”竞争。随着同一区域内门店数量增加，单店客流量被严重分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加盟商的毛利率被不断压缩。部分加盟商表示，品牌方原本承诺的一年内回本周期已无法实现，甚至连维持日常运营成本都变得困难。
门店盈利能力的下降，直接反映在不断上升的闭店率上。行业数据显示，量贩零食品牌在不同区域市场的关店数量正持续增加。当加盟商发现长期无法盈利且资金链承压时，提前转让或关闭门店成为必然选择——这也进一步印证了，通过不断开店维持集团营收高增长的模式，缺乏长期可持续性。
食品安全隐患：成本极致压缩的代价
另一个值得警惕的问题的是，量贩零食模式的核心竞争力建立在极低的产品售价上。为了在剔除物流、仓储和运营成本后仍能保持渠道差价，企业必须不断压低上游生产厂商的供货价格。当采购价格被压缩至生产成本的临界点时，大规模引入白牌商品和代工厂贴牌产品，就成为企业的必然选择。
目前，量贩零食门店在售的数千个SKU中，有相当高比例是由不知名小微食品企业生产的代工产品。小微企业在质量检验标准、生产工艺设备以及品控投入上存在客观限制，在极低的供货价格要求下，供应商为维持微薄利润，难免存在降低原材料标准或简化生产工艺的风险。2026年3月15日“3·15”晚会曝光部分鸡爪产品用双氧水漂白，涉及多个品牌，尽管鸣鸣很忙、好想来等量贩零食品牌第一时间排查门店、下架相关产品，但也暴露了行业供应链品控的薄弱环节——部分黑心厂家为降低成本，违规使用工业原料、漠视生产卫生标准，严重威胁公众健康。
这种对成本的极致压缩，最终在终端消费市场引发了一系列食品安全问题。具体的行政处罚和客诉案例，清晰印证了品控体系的漏洞：某市一名消费者反映，其子女饮用从某零食量贩店购买的某品牌益生元西梅纤维果饮后，出现严重腹泻症状，被医院诊断为肠炎；某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常态化食品抽检中，一家零食量贩店销售的开口松子，被检测出过氧化值（以脂肪计）达到1.2克/100克，严重超标，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对于量贩零食企业而言，庞大的SKU数量与松散的加盟店管理模式，形成了巨大的管理冲突。总部难以对数千种代工商品进行全批次严格溯源检验，也无法完全约束数万家独立核算的加盟门店，在仓储条件、临期食品处理等环节的规范性——这无疑为食品安全埋下了巨大隐患。
结语：野蛮扩张终需落幕，行业亟待回归理性
财务报表上的营收高增长，掩盖不了单店盈利能力下降和加盟商生存空间承压的现实；万店规模的市场占有率，也无法抵消反垄断监管趋严和合规性要求提升带来的经营阻力。量贩零食行业的野蛮扩张，不仅破坏了基层零售网络的生态平衡，导致大量传统从业者失业，还埋下了食品安全、行业无序竞争等诸多隐患。
量贩零食企业亟须摒弃单纯的网点扩张思维，转向真实的供应链效率提升与产品研发，建立健康的商业准则与严格的质量防线。唯有如此，才能实现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兼顾企业利益、加盟商权益与消费者安全。
严格意义上，这种对基层零售网络结构产生破坏性影响的无序扩张，真的该结束了。